我说我先和你分享我对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院长的一段采访。单霁翔院长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他说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，另外四座博物馆分别是法国的卢浮宫、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、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、俄罗斯的埃米塔什博物馆，也就是冬宫。你看这五个博物馆所在的五个国家，正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。这说明什么呢，这说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博物馆，还当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。

　　当时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全场都笑了，掌声一片。当然他最后一句话有些玩笑的意思，但细细去体会，真的有道理。一个国家的自信最终是文化的自信，文化是更加持久、更加基本、更深层的力量。作为国家媒体，弘扬和传播优秀文化，责无旁贷。

　　作为我个人来说，我做电视节目主持已经22年多了，我在央视工作了也有15年了，深知这个平台意味着什么。就像今年春晚后，莫名其妙我那口红的颜色火了，上了热搜，当时很多人问我，到底是什么牌子？我就蒙了，后来我才看到网上的热议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但反过来也证明这个平台的力量不可估量。我们占据这个平台的电视人，应该做些什么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，去把这种让你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对外在的注意力，尽可能转向对内在的关注，将人们对表层的注意，更多转向对本质的认知？

　　几乎所有来和我探讨的同行，在和我分析《朗读者》火爆原因时，都会提到一个词“时机”。“节目真是抓住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机，你看现在无论大屏小屏，长期被一些同质化的节目霸屏，你们这个节目很清新，却又以文化人这种面貌让大家耳目一新。”

　　我很认同这样的观点。而且所谓意外走红，恰恰也说明了这类节目长期的匮乏，也说明了受众对这种节目内心的一种需求。我相信很多同行们和我一样，在一年前、两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做些什么去改变一下现状，或者说已经看到了这个时机。

　　但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时机呢？大概总结一下，我觉得可能这两个“决心”很重要：一是有没有一定要去做成这样的文化类节目的决心；二是有没有一定要把一个文化类节目打造成精品节目的决心。

　　第一个决心，电视同行都知道，文化类节目招商的时候往往不被看好，所以起步时，总是一穷二白，举步维艰，《朗读者》也不例外。很多人现在会说，你做节目肯定有优势，要钱有钱要人有人。这个真没有。当时也只是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，两页策划在手上，三个散兵我们四处磕头。所以2016年春节过后，我觉得那段日子过得很艰难。说实话主持人相对来讲还是在象牙塔里的，是整个节目链的最后一棒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对节目制作的艰难还是估计不足。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，现在明白了吧，做制作人要学会低下你那已经习惯了高昂起来的头。

　　但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一点是，方案报上去之后ku酷游，无论是频道、总编室，还是各级领导都很支持和认可。我记得台编当时讨论是全票通过的，很快就立项了。包括我们有一次跟总局高司长汇报，他听了一次之后说了一句话：力挺这样的节目，就应该做。我觉得我们也很幸福，遇到的领导层有很准确的判断力、高度的前瞻性，这是我们的保障。

　　经过一年，《朗读者》在今年的2月18日播出。后来有人说，这日子挑得好，2月18日，而且你知道那天是24节气当中的雨水，怪不得火了呢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细想，很多事情冥冥当中自有安排，2月18日在一套播出，2月19日在三套播出。而一年前的2月19日正好是习总到央视去视察调研，总当时提出要多设计一些融思想性、艺术性为一体的好栏目，多办一些脍炙人口，寓教于乐的好节目，给了我们很多鼓舞。我们也是从那个春天开始酝酿，在经历了一年艰辛之后，节目终于在今年这个春节和大家见面。

　　第二点我想说的是，光有“时机”还不够。要打破文化类节目经常陷入曲高和寡境地的魔咒，需要创作团队有创作的勇气、创新的勇气，要有能力把文化节目也能办成精品节目。

　　当时我就在想，节目怎么才能“好看”呢，“好看”首先得“长的好看”。现在的观众什么没见过？节目的品相是第一位的。当时我们下了很大决心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整个舞台的设计，是一个英国团队做的，灯光、导摄都请了国内外最顶尖的团队，包括策划团队，因为《朗读者》是一个完全原创的节目，没有任何模式可借鉴，正是因为没有模式可借鉴，要自创模式，就要更精准地去考量。我们当时邀请了英国的模式研发团队，还有国内的专家学者，经过了好几轮模式的论证、反复推演，一直到节目开播录制前一个星期，还在开策划会。

　　刘震云、陆川、陈维亚、陈小川、白岩松、朱海、张颐武、康震等等，都为我们这个节目方案的成熟贡献着自己的智慧。

　　大家始终在探讨一个问题：怎么样让文化节目的传播更符合大众传播的特性，也就是如何让一个电视节目引发大多数人的参与和共鸣，真正去实现共情？

　　这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，也是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：《朗读者》谁来读？读什么？怎么读？

　　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想法——这不应该是一个传统的朗诵节目，因为名家朗诵这种形式在剧场里已经存在很多年了，很多晚会上也能看到一些朗诵节目。我们的节目得和这种样式有一定距离。我们觉得这种传统形式不能很快触动内心，更多的时候可能因为技巧多于情感，会让大家有些隔阂，不符合现在受众的一些审美。所以团队认为，一定要打破这个格局。

　　怎么打破？朗读者的情感、所要朗读的文本的写作者的思想、听节目看节目的观众情感，这三种元素要和谐凝结，一定要凝结起来。这样，最终有了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式——访谈+朗读+轻解析。所谓轻解析就是对一些特别经典的读本，或者一些于普通人而言略微有一点距离的读本，做一个名家解析，30-50秒的时间，让大家迅速了解读本背后的一些信息。这个部分在朗读者走向舞台前我们会看到。“访谈+朗读+轻解析”的模式，首先能让朗读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构架起来，让整个故事的情绪，提升到一个需要以文来抒怀的时候，文本顺势而出，这样经典文字的传播就实现了最大化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看到：麦家很纠结地讲述完他和他父亲、他和他儿子这两代父子之间挣扎的故事之后，再来读他写给儿子的一封信；许渊冲老先生，他讲一个人一辈子重要的不是活过了多少日子，而是记住了多少日子，之后再来读林徽因；得了罕见疾病的“企鹅人”夫妇，依然乐观、依然相爱、依然行走在路上，这样一对年轻人讲完他们的故事之后，再来读同样一直在路上的三毛……这个时候，文字的魅力就产生了叠加效应，充满了感染力。

　　其实最初我们也考虑过明星阵容，全明星阵容。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收视的保障，但后来随着探讨的深入，我们发现这种认知有偏差，因为最终打动人心的一定不是光环，而是情怀。

　　比如说许渊冲先生，96岁的翻译家，翻译的是什么？唐诗宋词莎士比亚。他一切的标签看上去都是高大上的，都距我们很远。当时我们也讨论过，这样一个人物进来，会不会有些冒险。我说这样吧，导演团队先去和老先生接触，先去做前采。做了两次采访后，我们发现这许先生是一位特别单纯朴素、特别丰富而有趣的人。“朗读者”必须是有人格魅力的人，所以我们决定：这样的朗读者要放在第一期。要让观众知道，这个节目做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将许先生安排在第一期作为VIP隆重推出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正因为老先生至情至性，让我们导演没少吃苦头。刚才说了，前期准备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，经费出现问题，广告赞助也出现问题。我们第一次约许老先生的录制时间是在2016年的夏天，后来不得不推迟。第二次确定的录制时间是2016年的冬天，后来又没录成。第三次，2017年1月终于真的要开始录制了，再去请他，老爷子不搭理我们了，他觉得我们是骗子，觉得我们这些人没信用，就完全把我们拒之门外。当时眼看离录制日期越来越近，团队真的急了，不知所措。怎么办？当时的确是我们“晃”了人家的时间，赶紧去道歉，导演团队只能今天抱着果篮站在人家门口，明天抱着鲜花站在人家门口，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。

　　节目播出第二天，许老爷子的译著就直接冲上了当当网的热搜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家的电线小时热线小时，因为他有很多学生、亲朋好友在国外。媒体也是蜂拥而至要采访他，老人家的回应特别可爱：“我在《朗读者》里面表现完美，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。”

　　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，来到《朗读者》的节目，我们都力求把它还原成一个最平实的“朗读者”的面貌，不平凡的人说平凡的事，平凡的人讲不平凡的心。不强调“我会读”，更多的是展现“我要读”“我想读”。所以ku酷游平台，我们在舞台上读老舍、巴金、冰心、路遥、季羡林、莎士比亚、海明威、索罗、裴多菲等这些曾经被大家认为很经典但离我们很远的东西，观众不会感觉到任何距离感，没有违和感。相反文字当中所蕴藏的精神世界，和当下受众的精神世界遥相呼应。我们也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善良、正直、勇敢、进取、奉献、尊重这些人类最宝贵的品质，和千百年前流传至今的文字融合在一起，给予我们力量，也带给我们震撼。

　　很多人问我：你有没有预料到节目播出之后会这么火？如果说真有什么是出乎我的预料的，新媒体的热度和年轻人的认可和喜爱，出乎我的意料。

　　节目播出了7期，到目前为止，阅读突破10万+的公众号文章已经有132篇了；喜马拉雅客户端的收听量是1.79亿次；相关视频全网播放4.97亿次。这真的是相当惊人的数字。

　　别人问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《朗读者》，我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《朗读者》。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富裕、更加开放、更加文明的社会，现在的90后、00后，能够接收到更多信息，受到了更好的教育，这两条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没有审美和判断力，只是我们之前很自以为是的低估了他们，一味以为他们只热爱某一类节目。

　　我记得李宗盛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很愤怒，他抨击一些流行乐团的创作只限于口水，他说如果你只给听众吃猪食，那时间久了他们就成猪了。就像许渊冲先生，96岁的老先生，很多热爱他的年轻观众可能只有26岁，有差距吗？当然有，这当中隔着70年呢，一定是有年龄差距的。那我们要做什么，媒体人要做的就是在年龄差距之外，找到认知的统一。

　　最近有一次录制作家毕飞宇，录到凌晨两点多。当时（录制不满意）是因为灯光，我觉得太过花哨。他读的是自己获茅盾文学奖的《推拿》中的一个片断，献给他的父亲，他父亲双目失明恰巧是在他写完《推拿》后。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情？他写《推拿》写的是盲人的故事，他这部书写完两天后，他的父亲眼睛完全看不见了，他父亲以前也是个读书人，喜欢看他写的书，但是《推拿》这部小说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阅读了。他在节目现场把这段朗读献给他的父亲。所以我说要调整灯光，要和他的内心、情感、朗读更匹配。灯光调了很长时间，到凌晨两点多，大家觉得很过意不去，但他没有丝毫怨言，兴致勃勃。结束之后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我在欧洲读过，在美国读过，在印度读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朗读，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观众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，是耳朵饭。

　　如果所有媒体人的工作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“我们不是只靠吃米活着”，那么我们所有的坚持努力和付出，都是有意义的。（来源：广电时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