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不服内幕交易判决,把证监会告上法庭,自辨“因为我专业,所以知道你不专业”的前策略交易部一把手;
在最近三个月里连续关闭10家营业部,较2021年初缩减了千余名员工之后,光大证券又将去向何方?
2023年,重庆证监局披露行政处罚决定书称,光大证券一员工实际控制他人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,累计成交金额598.53万元,亏损14.33万元,收益率-2.4%
从证监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,赵总建仓星星科技最早是在2020年2月25日,也就是星星科技正式发布公告之前。在这种情况下,要依靠内幕消息获利,有一个基本前提:
他并非没有获利机会。2020年和2021年的4月,在星星科技先后交出两份连续盈利的年报之后,股价均小幅上涨,但在这两个时间点,他都没有选择撤离,而是坚定持有。
到了2021年8月,星星科技突然发布破产重整公告,并被曝出重大财务造假,两年虚增利润近28亿。因此被证监会立案调查,股价也大幅跳水。赵远军这才撤离,持有期内股价跌幅超52%。
要知道,财务顾问的职责就是为客户的日常经营管理、财务管理和对外资本运作等经济活动提供财务策划和方案设计,在完整的顾问工作流程中,实地调研、专案研究等环节是少不了的。
比如内幕交易往往需要在关键消息释放前精准布局,获利后立刻跑路,毕竟是见不得光的活,追求的就是个短平快。像赵总这样持有一年半,把内幕交易玩成价值投资的,少之又少。
比如星星科技连续两份年报财务造假,竟然能瞒过光大证券的多名资深专业人士,究竟是星星科技太专业,还是光大证券“选择性”看不见?
再比如星星科技年报连续造假,恰好出现在与光大证券确立合作关系之后,这只是巧合吗?光大证券提供的财务顾问业务,内容究竟是什么?
先假设一个场景:2020年3月,星星科技聘任光大证券为独立第三方财务顾问后,每年的年报数据都很好看,股价一路猛涨,且未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。
星星科技自己肯定是获益方,赵远军也是,因为我们前文说过,按照他的操作,要想获利,股价上涨是前提。
耐人寻味的是,仅仅5个月后,光大证券的项目经理王姣姣就摇身一变,出现在了帝科股份的高管序列中。2020年10月ku酷游综合,她出任帝科股份财务负责人,并在2020年财报中以财务总监身份签字。2021年6月,也就是帝科股份敲钟一周年之际,她兼任了董事和副总经理。
从时间节点上看,这位时年32岁的投行人士,压根没想着避嫌,反倒“无缝衔接”地加入了由其参与保荐的上市公司。帝科股份也因此喜提监管函,要求其说明“人员独立性”。
当然了,帝科股份给出的待遇也相当丰厚。2020年,任职两个多月的这位财务总监,薪酬为4.71万元;2021年全年,薪酬为55.09万元;2022年,薪酬提升到62.37万元。
2022年,帝科股份业绩“变脸”,归母净利润为-1732.39万元,同比下降118.44%。
2013年8月16日上午,上证综指突然上涨近6%,50多只权重股涨停。造成当天市场异动的主要原因竟是光大证券在实盘内测试交易系统,演习玩成了真的,导致短短几秒钟内买入了72亿的股票。
这就是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“乌龙指”事件,对光大证券、光大集团、证监会ku酷游网址、上交所等多方机构而言,8月16日是“最漫长的一天”。
表面上看,造成“乌龙指”事件的直接“罪魁祸首”,是当时误操作的交易员、未做提前测试的IT技术员和系统bug。但深入肌理,你会发现光大畸形的组织架构,将这起偶然的交易事故变成了必然。
交易由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开展,这是个只有16个员工的部门,其中有两人为IT技术员,由杨剑波带队。此人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金融博士,能力超群,30多岁就已晋升为光大证券中管。他的上司杨赤忠对策略投资部的评价是:“智商和学历都很高,很多是华尔街回来的。”
诚然,杨剑波是个不好对付的“刺头”,这个后来在法庭上贴脸证监会“因为我专业,所以知道你们不专业”的金融天才,在光大证券并不受欢迎。21世纪经济报道曾报道称,杨剑波在光大证券的评测中只得了45分。风险管理部此前向其出局内部警示函,也被其无视。
杨剑波开始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,内控效果可想而知。据界面新闻报道,杨剑波几乎从不会主动检视IT技术员的工作,仿佛那两个人不是他部门的员工那样。
多年之后,杨剑波在回应乌龙指事件中表示,“如果公司管理层对部门盈利的速度要求慢一点,系统上线慢一点,风控部门能跟上,部门内部管理制度更精细一点,这个风险有可能被避免。”
管理层对经营业绩的激进追求,某种程度上成了杨剑波“刺头”的底气。但在十多年前,几乎所有第一梯队的券商都在追求业绩高速发展,为何唯独光大证券,总是踩进巨坑?
因为他们都各自背靠一个巨大的综合金融产业集团——中信、招商局和光大。这意味着更加丰富的客户资源和业务机会,更加雄厚的资金实力,和更加缜密成熟的风控体系。
但从2013年至今,十年时间里,光大证券已然面临两次重大危机,内幕交易屡禁不止,不是一句简单的“内控羸弱”能解释得了的。
如果王姣姣反映的是光大证券内部缺乏明确的隔离机制,杨剑波反映的是其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和纠偏机制外,那么光大证券的历任舵手,反映的其实“跨界”之后的“水土不服”。
不管是中信、招商局还是光大,都坐拥银行、基金、证券、信托等多张金融牌照,但在旗下券商一把手的人选上,似乎只有光大证券偏爱跨界。
过去十多年里,光看履历,光大证券的董事长都有些“专业不对口”:徐浩明曾于交行办公室和党委任职,薛峰此前经历多为从政或是供职于央行地方分行,闫峻来自工行,现任董事长赵陵来自光大银行。
相比之下,其他三家的专业背景就显得纯粹许多。张佑君1995年就已加入中信证券;中信建投王常青虽然早年做过有色金属和食品,但也在日本大和证券历练许久;招商证券霍达在加入招商局之前,曾于证监会供职。
证券行业的门槛,其实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高。在这样一个行业,忽视专业出身的重要性会造成什么结果,中国和光大证券都演示过了。
2016年,光大证券子公司光大资本与合作方以52亿元人民币的对价,收购了英国体育传媒公司MPS65%的股权。其中光大资本作为劣后级资金,承担优先级资金的差额补足责任,MPS破产后,光大证券因此计提了高达45亿元的预计负债。直到2023年,光大与招行、华瑞银行等优先级资金方达成和解,支付26.4亿元,才算告一段落。
吊诡的是,如此重大的项目,事前并未得到光大证券总裁办、党委会、董事会的审议肯定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曾报道,在光大资本内部,MPS也曾被多名投票成员投出弃权票,最终成行是因董事长薛峰出于对光大资本嫡系人马的偏爱,从中运作的结果。
除此之外,他的激进操作还有很多:比如相继成立光大云付、光大易创、光大幸福租赁等跨界企业,主导收购 MPS 、力神电池等重大资产。据财联社报道,薛在忏悔录中表示自己“听不进不同的意见,受不了监督约束,看不上传统的经营思路。”
而数次剑走偏锋的原因,不过是因为“我进入证券行业属于半路出家,急于找机会证明自己的胆识和能力,更希望尽快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行业的尊重。”
与此同时,根据中证协从业人员公示系统的数据,光大证券从2021年初的7169人,减少到2024年8月的6002人。
在席卷行业的凛冬里,对这家上半年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32.03%和41.87%的头部券商来说,这算是无奈之举。
但寒意终将过去,对光大证券来说,怎样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,打破这个“管不住自己人”的怪圈,才是重回头部的重中之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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